《和郭主簿》第二首主要寫秋色。寫秋色而能獨辟溪徑，一反前人肅殺凄涼的悲秋傳統，卻贊賞它的清澈秀雅、燦爛奇絕，乃是此詩具有開創性的一大特征。古詩賦中，寫秋景肅殺悲涼，以宋玉《九辯》首肇其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往后秋景與悲愁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漢武帝的《秋風辭》、漢代《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曹丕的《燕歌行》、禰衡的《鸚鵡賦》、曹植的《贈丁儀》、《贈白馬王彪》、《幽思賦》、王粲的《登樓賦》、阮籍《詠懷·開秋兆涼氣》、潘岳的《秋興賦》、張協的《雜詩·秋夜涼風起》等等，或觸秋色而生悲感，或借秋景以抒愁懷，大抵皆未跳出宋玉悲秋的窠臼。而陶淵明此詩的秋景卻與眾迥異，別開生面。首句不寫秋景，卻寫春雨之多，說今春調合的雨水（和澤）不斷，遍及了整個春季三月。這一方面是《詩經》中“興”的手法的繼承，另一方面又把多雨的春和肅爽的秋作一對比，令人覺得下文描繪的清秀奇絕的秋色，大有勝過春光之意。往下即具體寫秋景的清涼素雅：露水凝結為一片潔白的霜華，天空中沒有一絲陰霾的霧氣（游氛），因而益覺天高氣爽，格外清新澄澈。遠望起伏的山陵高崗，群峰飛逸高聳，無不挺秀奇絕；近看林中滿地盛開的菊花，燦爛耀眼，幽香四溢；山巖之上蒼翠的青松，排列成行，巍然挺立。凜冽的秋氣使百卉紛謝凋零，然而菊花卻迎霜怒放，獨呈異采；肅殺的秋風使萬木搖落變衰，唯有蒼松卻經寒彌茂，青翠長在。難怪詩人要情不自禁地懷想這松菊堅貞秀美的英姿，贊嘆其卓爾不群的風貌，譽之為霜下之杰了。

　　善于在景物的寫實中兼用比興象征手法，寄寓強烈的主體情感，是此詩的又一顯著特征。詩人對菊舉杯飲酒（銜觴），由逸峰的奇絕，松菊的貞秀，自然聯想、懷念起那些與逸峰、松菊頗相類似的孤高傲世、守節自厲的古代高人隱士（幽人），他們千百年來一直堅持著（撫）松菊（爾）那種傲然特立的秘訣要道，其高風亮節真是可欽可敬。這里，贊美企慕“幽人”的節操，也寓有詩人內在品格的自喻和自厲。然而這只是詩人內心世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卻是“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或大濟于蒼生”（《感士不遇賦》）的宏圖壯志。《雜詩》之二已作于五十歲左右，但仍感嘆：“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晚年所作《讀山海經》中，還義憤填膺地大呼：“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贊揚“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詠荊軻》中又歌頌：“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這一切都說明詩人終其一生，也未忘情現實；在向往“幽人”隱逸的同時，內心始終潛藏著一股壯志未酬而悲憤不平的激流。這種出處行藏的矛盾心情，反映在此詩中，便逼出結尾二句：詩人檢查平素有志而不獲施展，在清秋明月之下，也不由得老是厭厭無緒了。

　　由此可見，寫秋景的清涼澄澈，象征著幽人和詩人清廉純潔的品質；寫陵岑逸峰的奇絕，象征著詩人和幽人傲岸不屈的精神；寫芳菊、青松的貞秀，象征著幽人和詩人卓異于流俗的節操。從外在聯系看，以秋景起興懷念幽人，又從幽人而反省自身，完全順理成章；從內在聯系看，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又無不象征著“幽人”的種種品質節操，無不寄寓著詩人審美的主體意識，真是物我融一，妙合無痕。而在幽人的精神品質中，又體現了詩人的精神品質；但“有懷莫展”之嘆，又與那種渾身靜穆的“幽人”不同。

　　以松菊為喻寫人或以松菊為象狀景，前人早已有之。《論語·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這只是單純取喻說理。屈原《離騷》有“夕餐秋菊之落英”，雖有象征，但只是抒情中的想像借喻，并非景物寫實。曹植《洛神賦》中“榮耀秋菊，華茂春松。”是用菊松喻洛神的容光煥發，所比僅在外貌而非內在品質，且仍非寫實景。左思《招隱》有“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是化用《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和“紉秋蘭以為佩”二句，性質亦同。其《詠史·郁郁澗底松》中喻寒門才士受抑，亦非寫實。至于鐘會、孫楚的《菊花賦》雖是寫景，卻并無深刻的象征意義。真正把景物寫實與比興象征自然巧妙地融為一體的，當自淵明始。蘇軾評陶云：“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選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冷齋詩話》引）讀這首詩，深知蘇評確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