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可分為兩層。前四句一連使用了三個典故。“借箸”，用張良的故事。不僅用來代“籌劃”一詞，而且含有將元載比作張良的意思，從而表明詩人對他的推重。“衣冠就東市”，是用晁錯的故事。意在說明元載的主張和遭遇與晁錯頗為相似，暗示元載留心邊事，有經營的策略。杜牧用晁錯來作比較，表現出對晁錯的推重和惋惜。“忽遺弓劍”采用黃帝乘龍升仙的傳說，借指憲宗之死，并暗指憲宗喜好神仙，求長生之術。這里，詩人對憲宗被宦官所殺采取了委婉的說法，流露出對他猝然逝世的嘆惋。以上全用敘述，不著議論，但詩人對河湟遲遲不能收復的感慨卻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強烈的對照描寫，表達了詩人鮮明的愛憎。河湟百姓盡管身著異族服裝，“牧羊驅馬”，處境十分艱難屈辱，但他們的心并沒有被征服，白發丹心，永為漢臣。至于統治者，詩人不用直接描寫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貴閑人陶醉于原先從河湟傳入京城的輕歌曼舞這樣一個細節，便將他們的醉生夢死之態揭露得淋漓盡致。

　　這首詩的寫法有兩個特點。一是用典故影射時事。元載、憲宗、張良、晁錯、蘇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內涵。二是轉折和對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為兩組轉折，突出壯志難酬的歷史遺憾；后四句是將白發丹心的漢臣與沉迷歌舞的“閑人”對比，這里的“閑人”又與前四句中有安邊之志的元載、憲宗形成對比。全詩寄寓了很深的諷刺含義。

　　這首詩的前四句敘元載、憲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這樣寫不僅加強了慨嘆的語氣，而且顯得跌宕有致。第三聯正面寫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氣。“雖”和“盡”兩個虛字用得極好，一抑一揚，筆勢拗峭勁健。最后一聯卻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將滿腔抑郁不平之氣故意以曠達幽默的語氣表達出來，不僅加強了諷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詩顯得抑揚頓挫，余味無窮。這首詩，寫得勁健而不枯直，闊大而顯深沉，正如明代楊慎《升庵詩話》所說：“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為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艷，宕而麗，于律詩中特寓拗峭，以矯時弊。”這首《河湟》鮮明地體現出這種藝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