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寫出作者早年為功名利祿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東去”襲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占》，但卻沒有蘇詞的豪放。它與次句“長安兩去”形成對仗，作者在小令《塞鴻秋》所寫的“功名萬里忙如雁，斯文一脈微如線。光陰寸隙流如電．風霜兩鬢自如練”，也是此意。只不過一氣呵成，連用四個長句構成“連璧對”。更為酣暢淋漓罷了。

　　中間三句作者用陶淵明及召平典來寫隱居生活。“厭舟車，喜琴書”。喜琴書即陶淵明在《歸來去兮辭》中所寫的那種文人雅士的詩意生活。一厭一喜，對比鮮明，文氣跌宕有致。時人劉將孫稱贊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門家地如此，顧蕭然如書生，厲志于詩，其志意過流俗遠矣。”（《九皋詩集序》）可見，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標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隱居生活。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是一個非常具有政治遠見的有才之士。韓信被誅以后，劉邦派使者拜蕭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他為蕭何剖析利害關系，勸其讓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漢興后之所以高蹈遠禍，歸隱不仕，當是對劉邦大肆屠殺功臣的行為有所不滿。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無荒地”（《雙調·慶東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門浪得名”（《中呂·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場競逐中青春消盡，兩鬢如霜，極度厭倦了官場的傾軋爭斗，憧憬向往著召平式的隱逸生活。雖然這種隱居生活注定要遠離名利，但“心待足時名便足”，只要能擺脫“名韁利鎖”，像召平那樣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夠讓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處苦；低，低處苦。”是指個人命運的得失窮達。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較多表現的是“低，低處苦”。即文人的困頓不遇。“高，高處苦”則相對表現的較少。所謂高處苦，這當是作者對宦海生涯的真切體驗，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詞，當然，相對于張養浩所說的“興，亡百姓；亡，百姓苦”（《山坡羊·潼關懷古》），此作還是過于拘泥于個人的成敗得失，在境界上稍遜一籌。

　　此曲抒寫作者身居宦海的苦悶與自省。作者雖有退隱之想，卻并未做到。說只要心滿足也就得到滿足，又說在高處做官也苦，在低處隱居也有低處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現了真實的內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