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韋使君新堂記》記述了韋使君修建新堂的過程和前后的深刻變化，贊頌了他居高望遠，順應民情，鏟除殘暴，廢除貪污，保護賢良和富民的政策。這些過譽之詞實則表現了柳宗元對如何作好一方官員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貶謫的困苦中他仍然堅持政治改革的主張和理想，表現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本文先由反面設喻，導入本題；中段重在寫景，末段重在頌人。寫景詳明，處處為下文伏筆；頌人汩汩濤濤，層層推進，句句與上文呼應，前后渾為一體。文章立意新穎，結構嚴密。文中穿插賦體（駢散互見），極力鋪陳，著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辭采清麗，畫面鮮明，語言灑脫，音韻優美，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優秀散文。金圣嘆評論此文：“奇特在起筆，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椏怪樹，不是常觀”。論議部分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政治觀點。更是難能可貴，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文章分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間接表述了對永州奇異風光的深刻印象。生長在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認為在城郊之中很難出現那種峭壁深谷的奇異景觀，如果用人工修造出來，則“疲極人力”。大概柳氏在長安見過這樣的人工勝景，而深知其耗費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嘆，“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這個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礎。段中的幾個短句，如：“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讀來簡潔精煉，表現出作者運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簡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觀：“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

　　唐朝時的永州，轄地包括了現在湘、桂兩省的交界地區，為零陵（約當今湖南零陵、東安）、祁陽（約當今湖南祁陽、祁東）、湘源（約當今廣西湘源）三個縣。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這一帶是丘陵山區，氣候溫和濕潤，唐朝時尚是人煙稀少、荒涼冷僻的未開化地區，草石相雜，水土交融，蟲獸盤桓，自然景色十分秀麗。但當時之人似乎不欣賞過份天然的去處，厭其雜亂無章，草木橫生。柳氏的評價，反映了這種審美觀：“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茂盛的樹木中有惡木，絢麗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壞雜居，善惡難分，實在不是一個清新潔凈的去處。在這里，柳宗元的寫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對朝政的貶斥和人生愛憎之情，是畫龍點晴之筆。新來的刺史韋公對“新堂”之地的價值幸而有鑒賞力，“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涂。”從這里開始，新堂才被開發出來。韋公不僅有認識，更有行動，動員人力進行修葺，按照人的審美觀改善環境，使自然景觀煥然一新，悅目怡人。于是“清濁辨質，美惡異位”。盡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運多舛，但柳宗元對他的政治抱負始終懷有美好的向往和實現的愿望。所以，文中此處借“新堂”的“清濁美惡”，憧憬著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寫：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外。”全段的敘寫，恰當地運用擬人、比喻的寫景手法，先由內及外，再由近及遠，把一處風光佳景的新意表達得恰成氣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語言風格。

　　以上兩段，先是喟嘆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對自然美的不合諧產生疑問，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見下筆之前成竹在胸，先揚而后抑，復而別開洞天，表達了柳宗元寫景的真實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別出機抒，從韋公身上引出聯想，夾敘夾議，抒發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

　　柳宗元在這里所用的反詰句，可知文章雖是寫“新堂”，但不全為寫“新堂”。四個反詰句的排比，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點晴之筆，它突然而來又待機已久，與前面文字有著密切關聯。柳氏認為韋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韋公的遠大志向，所謂“視其細知其大也”，事情雖細微，卻反映出一個人的人格操品之大節。“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觀和韋公的吏治最終聯貫到這些思想上來，期望以此為“二千石楷法”。明確地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