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卷入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梁人劉昭注《后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贊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

創(chuàng)作主旨
　　范曄在獄中，寫了一篇《獄中與諸甥侄書》，自述其編纂《后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nèi)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后漢書》的一個特點。

體例創(chuàng)新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xiàn)成體例，但又有所創(chuàng)新。首先，他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xù)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后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首創(chuàng)的《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fā)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

　　此外，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這種從歷史形勢發(fā)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歷史現(xiàn)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fā)展，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藝術特色
　　《后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云人物；其后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后六卷為邊族列傳。《后漢書》的嚴謹還表現(xiàn)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shù)人相關的，則見于此必不見彼。全書經(jīng)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其《后漢書》文辭優(yōu)美，簡潔流暢，不僅慣于大量使用對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現(xiàn)了四六相間的標準駢體形式，造句明顯傾向于整齊化、駢儷化；范曄還致力于追求語言的聲韻美，運用音韻的規(guī)律來潤色序論的創(chuàng)作，其序論贊，文辭精美、音節(jié)和諧、鏗鏘可誦，富有音律美。

　　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

思想傾向
　　范曄是一個無神論者，反對天命論、圖讖說。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圣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表明了贊同的態(tài)度。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于《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xiàn)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jié)，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范曄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nóng)民起義，他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并未對起義領袖張角等立傳。

早年經(jīng)歷
　　范曄出生于士族家庭（順陽范氏家族），曾祖范汪仕東晉，官至安北將軍，撰有《尚書大事》《范東陽方》等，進爵武興縣侯，傳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寧歷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為東晉經(jīng)學大家，著有《春秋榖梁傳集解》；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后得劉裕信任，屢被升遷，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范曄雖出名門，但由于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據(jù)傳范曄為母親入廁時所生，因額頭被磚磕破，遂得小名“磚”。范曄出生后，因伯父無子，就被過繼給范弘之，因而得襲爵位，封武興縣五等侯。

　　范曄自幼酷愛讀書，幼年即博覽家中藏書，善文，能作隸書，并通曉音律。義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為主簿，被范曄拒絕。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門下冠軍將軍，后遷為秘書丞，因父喪離職。元嘉七年（430年），范曄服喪期滿，擔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的司馬、兼新蔡太守。時北魏鮮卑軍隊圍攻青州，檀道濟奉命出師解圍，范曄隨軍北伐，升任尚書部郎。

著史立說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下葬當晚，劉義康召集同僚舊友料理喪事，聚會于東府。時范曄的弟弟范廣淵為司徒府祭酒，范曄就和王深、王廣于范廣淵處飲酒，開北窗欣賞挽歌為樂。劉義康大怒，降范曄為宣城太守。

　　范曄因被貶職，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內(nèi)整理各家關于后漢的史籍，開始從事后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痛苦。通過研究史事，范曄打開了眼界，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和一腔熱情，范曄終于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后漢書》。《后漢書》為文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書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漢史。

孤高疏狂
　　元嘉十五年（438年），范曄任滿，調(diào)任長沙王劉義欣鎮(zhèn)軍長史，加封寧朔將軍。次年，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按禮數(shù)范曄應立即赴喪，但范曄以患病為由，過了好久才動身，并攜帶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劉損上表檢舉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宋文帝欣賞范曄的才華，并未將他治罪。

　　元嘉十七年（440年），服喪期滿，范曄投靠興王劉浚，任后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劉浚任揚州刺史后，不問政事，一應事務全部委托范曄。因此范曄仕途暢達，不久升為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彈得很好，并能創(chuàng)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故作不知，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一次文帝宴請大臣，對范曄說：“我想唱歌，請你為我彈琴。”范曄只得奉旨彈奏，文帝歌一唱完，范曄馬上停止彈奏，不肯多彈一曲。

　　范曄雖然不曲意逢迎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時沈演之為右衛(wèi)將軍，與范曄（左衛(wèi)將軍）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慣。范曄為人不藏心機，遂作《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訕。根據(jù)同僚的特點，范曄把庾炳之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沈演之比作“昏鈍”的“棗膏”等等，而范曄則以“沈實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范曄更為同僚所不容。

召禍之由
　　元嘉十七年（440年），因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zhí)政，威權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貶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劉義康有恩于其父，便聯(lián)絡朝臣，密謀反叛，更立劉義康為帝。

　　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wǎng)羅黨羽時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對象。孔熙先首先結交范曄的外甥謝綜，謝綜為報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薦給了范曄。孔熙先認識范曄后，傾全力伺候范曄，并拉攏范曄賭博，故意輸錢。范曄貪心錢財，又欣賞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關系越來越好。孔熙先見時機成熟，就嘗試慫恿范曄參與謀反，被范曄拒絕。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絕聯(lián)姻一事相激，劉義康也為宣城之貶向范曄頻致歉意，范曄終于參加進來，決心反叛朝廷。

叛亂始末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靜南下論道，宣揚江州將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劉義康）；為增加謀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孫景玄，到臧質(zhì)軍中任寧遠參軍 ，并聯(lián)絡許耀（法靜的妹夫，時任臺城隊長，在宮中值班），以為內(nèi)應。孔熙先又勾結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仲承祖便將謀反計劃告訴了丹陽尹徐湛之。

　　徐湛之告訴范曄，臧質(zhì)非常贊成他們的行動，必定會邀請蕭思話一同舉事，不用擔心兵力不夠，只須坐等良辰到來。于是他們互相設置官職：徐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范曄為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孔熙先為右衛(wèi)將軍等，凡是他們一貫討厭或不附從劉義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將這些人處死。

　　孔熙先見事情進展順利，命其弟孔休先草擬檄文，并要求范曄起草政變宣言。于是，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作書給徐湛之，勉勵各部“同心協(xié)力，族滅奸黨，爭為創(chuàng)業(yè)元勛，再創(chuàng)宋朝”。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外出邊鎮(zhèn)就任，范曄等人便約定在這天舉事，但由于沒有約好，政變未能如期舉行。

身死事哀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曄是政變的主謀，并呈報參與政變的名單和相關書信證據(jù)，文帝隨即詔書“馬上逮捕，依法窮詰”。當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謝綜、孔熙先，又詔朝臣會聚東閣，質(zhì)問范曄為何謀反。范曄在倉猝之際非常恐懼，慌忙否認。文帝告知其謝綜、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認，又擺出書信證物，范曄遂承認謀反事實，表示“有負于國、罪行深重，愿被處死。”

　　第二天，范曄被送入獄，詢問徐湛之關押何處，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于是，范曄稱病請求更換獄所，得以和謝綜等人成為隔壁。范曄告訴他們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詩感嘆：“在生已可知，來緣畫無識。好丑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范曄入獄后，以為自己會被即刻處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見結果，范曄以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譏諷范曄怕死，范曄感喟地說：“可惜！滿腹經(jīng)綸，葬身此地。”

　　十二月，范曄被押赴刑場，時年四十八歲。其子范藹、范遙、范叔委等皆被株連，唯有孫子范魯連幸免于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