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名門之后的函可，年輕時多才、好義、豪爽，原為江南名士，“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而恥”。其父病逝北京后，家道零落，深感世事無常，遂發遁入空門之念。他29歲時憂世傷生，更經高人點撥，于是別母拋妻，赴江西廬山，拜空隱老人道獨為師，皈依佛門，落發舟中，法名函可，字祖心，法號剩人，“剩人”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其后，在廣州城東黃華塘創“不是庵”為靜修之所，又名“黃華寺”。

　　函可雖已出家，然家事國事常系于心。順治二年（1645）春天，函可自廣州來南京，刷印藏經。他目睹人民飽受戰亂之苦，看到殺身成仁的明代遺臣，寫下了傳記體的《再變記》。順治四年（1647年）九月，函可通過與其父有師生關系、當時已是清朝大員的洪承疇的幫助，取得了回廣東的印牌。然而，當函可與他的四個徒弟出城的時候，他的《再變記》和所托帶福王弘光帝的書稿被清兵截獲。之后，他被押解到了北京受審。史上“文字獄”案，受牽連的人員無數，惟獨函可案是清代“文字獄”案中“無人受牽連”的個案，足見函可的磊落與擔當。順治五年（1648年），清廷對他從輕發落，敕往沈陽“慈恩寺”，以示大開“慈恩”。函可被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盛京對佛思過，可以說，他是身陷清朝文字獄的第一人。

　　流放生活是悲苦的，這些江南才子們在盛京城外的村子里，用握慣毛筆的手來開荒種地；女眷們則用習慣于描眉的手，在冰天雪地之中洗衣做飯。這種難以排遣的煩悶與生活的貧苦，往往使這些失去希望的流人匆匆過世。順治七年（1650年）九月的一天，這些流人們在左懋泰的家里慶賀函可的生日，在冰天雪地里，共同的命運使這些江南人士忘記了身份的差異，以至于函可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結社的風氣，自創詩社時，得到了積極響應，當時在場的僧3人，道2人，士16人，后來者8人等，共和詩32首。函可稱詩社的名稱為“冰天詩社”，這是東北歷史上的第一家詩社。這些喪失了家國、喪失了故鄉親朋、喪失了自我身份的人們，有了詩境的土壤。

　　函可極高的詩文和品行使他獲得了百姓極大的崇敬。每當他講法時，聽者總是如云，無論是兇暴之徒，還是愚鈍之輩都愿意聆聽他的教誨，至于來請他排憂解難的更是絡繹不絕。除了在慈恩寺外，他還相繼在普濟寺、金塔寺等七座古剎作過道場。后來，他被奉為遼沈地區佛教開山之祖，這在慈恩寺和千山都曾留有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