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詞里描寫了淪陷區(qū)的荒涼景象和敵人的驕橫殘暴，抒發(fā)了反對議和的激昂情緒。

　　上闋，描寫江淮區(qū)域宋金對峙的態(tài)勢。“長淮”二字，指出當時的國境線，含有感慨之意。自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宋“與金國和議成，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宋史·高宗紀》）。昔日曾是動脈的淮河，如今變成邊境。這正如后來楊萬里《初入淮河》詩所感嘆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國境已收縮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極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線的防御無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間，征塵暗淡，霜風凄緊，更增戰(zhàn)后的荒涼景象。

　　“黯銷凝”一語，揭示出詞人的壯懷，黯然神傷。追想當年靖康之變，二帝被擄，宋室南渡。誰實為之？天耶？人耶？語意分明而著以“殆”、“非”兩字，便覺搖曳生姿。洙、泗二水經(jīng)流的山東，是孔子當年講學的地方，如今也為金人所占，這對于詞人來說，不禁從內心深處激起震撼、痛苦和憤慨。自“隔水氈鄉(xiāng)”直貫到歇拍，寫隔岸金兵的活動。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時已變?yōu)橛文林l(xiāng)。帳幕遍野，日夕吆喝著成群的牛羊回欄。“落日”句，語本于《詩經(jīng)·王風·君子于役》，更應警覺的是，金兵的哨所縱橫，防備嚴密。尤以獵火照野，凄厲的笳鼓可聞，令人驚心動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國勢仍是可危。

　　下闋，抒寫復國的壯志難酬，朝延當政者茍安于和議現(xiàn)狀，中原人民空盼光復，詞情更加悲壯。換頭一段，詞人傾訴自己空有殺敵的武器，只落得塵封蟲蛀而無用武之地。時不，徒具雄心，卻等閑虛度。紹興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閑居往來于宣城、蕪湖間，聞采石大捷，曾在《水調歌頭·和龐佑甫》一首詞里寫道：“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觀察形勢，仍感報國無門。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憤的詞人把詞筆犀利鋒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遠，何時光復！所謂渺遠，豈但指空間距離之遙遠，更是指光復時間之渺茫。這不能不歸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懷遠”活用《尚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故事。據(jù)說舜大修禮樂，曾使遠方的有苗族來歸順。詞人借以辛辣地諷刺朝廷放棄失地，安于現(xiàn)狀。所以下面一針見血揭穿說，自紹興和議成后，每年派遣賀正旦、賀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歲幣銀絹的交幣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國信使、祈請使等，充滿道路，在金受盡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殺害的危險。即如使者至金，在禮節(jié)方面仍須居于下風。岳珂《桯史》記載：“……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金主完顏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親之故，與雍（金世宗完顏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侄為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這就是“若為情”——何以為情一句的事實背景，詞人所以嘆息痛恨者。“聞道”兩句寫金人統(tǒng)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師早日北伐收復天地。“翠葆霓旌”，即飾以鳥羽的車蓋和彩旗，是皇帝的儀仗，這里借指宋帝車駕。詞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過故都汴京，有《州橋》一詩：“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曾在陜西前線戰(zhàn)斗過的陸游，其《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一詩中也寫道：“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皆可印證。這些愛國詩人、詞人說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舉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國，殷切盼望復國的事實，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違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無比氣憤的事。結尾三句順勢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寫出來。孝祥伯父張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愛國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為中原大地的長期不能收復而激起滿腔忠憤，為中原人民的年年傷心失望而傾瀉出熱淚。“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過之人，亦可通。北宋劉潛、李冠兩首《六州歌頭》，一詠項羽事，一詠唐玄宗、楊貴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劉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傷情，勝負難憑”；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傷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語大概亦襲自前人。

　　縱觀全詞，上闋又可各分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頗費心思。宴會的地點在建康，詞人唱出“長淮望斷”，他不讓聽者停留在淮河為界的苦痛眼前現(xiàn)實，而且緊接著以“追想當年事”一語把大家的心緒推向北方更廣大的被占區(qū)，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這時又突然以“隔水氈鄉(xiāng)”提出警告，把眾賓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兒打圍涂塘北，煙火穹廬一江隔”（張孝祥《和沈教授子壽賦雪》詩句）的現(xiàn)實中來。一闋之內，波瀾迭起。換頭以后的寫法又有變化。承上闋指明的危急形勢，首述恢復無期、報國無門的失望；繼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連過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見到中原遺老也同樣悲憤。這樣高歌慷慨，愈轉愈深，不僅充分表達了詞人的無限悲憤之情，更有力地激發(fā)起人們的愛國熱情。據(jù)南宋無名氏《朝野遺記》說：“歌闋，魏公（張浚）為罷席而入”，可見其感人之深。

　　這首詞的強大生命力就在于詞人“掃開河洛之氛祲，蕩洙泗之膻腥者，未嘗一日而忘胸中”的愛國精神。正如詞中所顯示，熔鑄了民族的與文化的、現(xiàn)實的與歷史的、人民的與個人的因素，是一種極其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所以一旦傾吐為詞，發(fā)抒忠義就有“如驚濤出壑”的氣魄（南宋滕仲固跋郭應祥《笑笑詞》語，據(jù)稱于湖一傳而得吳鎰，再傳而得郭）。同時，《六州歌頭》篇幅長，格局闊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構成激越緊張的促節(jié)，聲情激壯，正是詞人抒發(fā)滿腔愛國激情的極佳藝術形式。詞中，把宋金雙方的對峙局面，朝廷與人民之間的尖銳矛盾，加以鮮明對比。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宏觀歷史畫卷，強有力地表達出人民的心聲。就像杜甫詩歷來被稱為詩史一樣，這首《六州歌頭》，也完全可以被稱為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