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樓西的一株柳樹，是唐玄宗開元年間（注：開元年間為713年－741年）所種，至822年（唐穆宗長慶二年）已在百齡上下，當時白居易已五十一歲。以垂暮之年對半朽之樹，詩人自然會愴然動懷。東晉桓溫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種的柳樹都已經有十圍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對樹傷情，自古以來就是這樣。難怪詩人要良久立馬，凝望出神了。樹“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樹在詩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棄疾就曾寫過“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賀新郎·甚矣吾衰矣》）這樣情趣盎然的詞句。白居易看到這株臨風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憐，為了牽挽他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擺弄它那多情的長條。

　　詩的開始兩句，把讀者帶到了一個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樹就是詩人，詩人就是樹，既可以說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說半朽之樹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歸根到底都是詩人的自畫像，“樹”和“人”都是詩人自指。這兩句情景交融，彼此補充，相互滲透。寥寥十字，韻味悠長。

　　如果說，前兩句用優美的畫筆，那么，后兩句則是用純粹的史筆，作為前兩句的補筆，不僅補敘了柳樹的年齡和詩人自己的歲數，更重要的是，把百年歷史變遷、自然變化和人世滄桑隱含在內，這是詩人的大手筆。它像畫上的題款出現在畫卷的一端那樣，使這樣一幅充滿感情而又具有紀念意義的生活小照，顯得格外新穎別致。